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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应用亦不限于道德修养领域，举凡哲思、审美、信仰之类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精神活动，都少不了情感生命的参与，且皆须经由反思式体验和体认，促使个体生命需求实现自我超越，以跻于天人合一和协共生的境界，这也便是情感理性化及其形上追求的发展路向及其不可取代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因此,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的发现虽然将欧洲文明开端提前千年以上,但在文明论研究里被视为轴心期的,却永远只能是对后世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雅典时期。《易经》作为总纲之主导的乾卦,虽然于象为天,但与地之化生完全是自然过程,六十四卦也只是自然性的系统。

考古学的文明及其起源,不同于人类学尤其是以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为内涵的文明论所理解的文明及其起源,前者关注的是相对于野蛮的超越,后者关注的是其发展成型及其影响持续。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适应性。虽然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1000 年左右古以色列人就在被称作迦南的地方建立起了王国,但严格讲更像是军事联盟式的酋邦(应对非利士人的压迫),因为王权并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母系神—宙斯女儿—守护神,从帕拉斯到雅典娜的称谓转换背后,是其由地方科瑞(女神)向城邦守护神的神格变化——准确说应是去神圣化。造出来的世界,人与造物主是创造者与被造物的关系,人与万物是管理者和管理对象的关系,人与人则区分为选民与弃民、义人与罪人,末日决战(armegeddon)则表明二者之间无法妥协。

亚里士多德描述了家庭—部落—城邦的进化谱系,视为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然后,便是人与神或神与人甚至神与神在社会中的各种互动构成历史的篇章。佛教与儒、道既冲突又融合，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隋唐佛教在三教关系中发展的基本画面。

禅宗正是以此而将自己与其他教派相区别，并从不立文字出发，不拘一说地在坚持佛教基本教义立场的同时，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的会通与融合。遣之又遣，以至于无遣，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了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心态，从而为各种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他说：退之（韩愈）所罪者，其迹也。

与此同时，随着长期分裂局面的结束，重建儒家伦理纲常的迫切性也日益提到了统治者的面前，因而隋唐二朝的统治者大都提倡儒教，这也对儒学的新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历史上看，隋代就出现了刘焯、刘炫二大儒，他们学贯南北，博通古今，所撰《五经义疏》影响很大。

而隋唐道教重玄学理论的发达，正是道教思想与佛教思辨理论相互融合的一个典型例证。一、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 佛教自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到中国内地，就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碰撞中冲突融合，互渗互补，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儒佛道三教关系。禅宗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将儒家的心性论、道家的自然论与佛教的基本思想融通为一，从而形成了它所特有的中国化的禅学理论和修行方式等等。儒学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佛教的发展实际上又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正是顺应大一统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在帝王三教并用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推动下，隋唐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和三教共同发展的思想学术新局面。【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道安.二教论[A].广弘明集：卷八[C].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韩愈.原道[A].韩昌黎全集：卷十一[M].北京：中国书店，1994. [5]柳宗元.送僧浩初序[A].柳宗元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慎所好[A].贞观政要：卷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旧唐书：卷六十三[M]. [8]慧乘传[A].续高僧传：卷二十五[M]. [9]则天皇后本纪[A].旧唐书：卷六[M]. [10]北山录：卷一[A]大正藏：第52册[C]. [11]华严原人论[A]大正藏：第45册[C]. [12]湛然.始终心要[A]大正藏：第46册[C]. [13]安般守意经：卷上[A]大正藏：第15册[C]. [14]牟子.理惑论[A]弘明集：卷一[C]. [15]出三藏记集：卷八[M]. [16]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五[A].道藏：第14册[C]. [17]上清经秘诀[A].道藏：第32册[C]. [18]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洪修平，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况乎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其道无涯，欲之顿尽耶？唐代的元康在《僧肇疏?序》中解释说：重玄者，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创立无疑是当时佛教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有无二心，徼妙两观，源于一道，同出异名。隋唐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在当时世界上享有盛誉，随着海陆通道的建立与完善，隋唐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域外的使臣、僧侣和学者纷纷前来，既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和技术带入了中国。

总之，经学的转变、理性主义的兴起、儒家济世的政治情结、道统论的兴起以及儒家心性论的变化等，构成了儒学在唐代的兴起，这些变化对于宋代新儒学的出现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唐代儒家最后无力实现自身理论的创新与理论转型，但他们已经开始的努力，特别是他们从儒家自身的历史与经典中寻找自身发展资源的做法，已经揭示了后代儒学发展的方向。因为循着天人不相预和天人交相胜的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导致对统一的天地之道（理）的追寻，并从这种统一的天地之道（理）中寻找人道的依据。

例如，隋唐帝王大都支持并扶植佛教，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确立儒学正统地位的同时而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在三教中他们其实都是更看重以儒学来维系现实的宗法制度。（《庄子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页）以成玄英、李荣、唐玄宗、杜光庭等为代表的重玄学大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在道体论、道物论等许多方面对道教形上学展开了全新的理论阐发，从而大大提升了道教理论的思辨水平。并对琛上人的观经得般若之义，读论悦三观之理，昼夜服习而身行之[5](p.680)表示赞赏。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既表现出了隋唐的盛世气象，也为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鼎足而立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氛围和适宜的文化环境。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一方面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某种阻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从反面推动着佛教的发展，例如儒、道以华夷之辨来排斥外来的佛教，佛、道在形上学方面的争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对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李唐王朝要抬高李姓的地位，就采取兴道抑佛的政策（注：唐太宗曾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

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宗教上，佛道二教当时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佛典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中国僧人的著述更是十分丰富，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印度的佛学思想，而道教理论体系的出现和道教学者的辈出则标示出中国道教走向兴盛。

在韩愈的《原人》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他对天地人之道（理）的探讨，并力图从这种统一的道（理）中来观照人与天地。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在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

甚至在致力于改变经学大意的刘焯、刘炫、王通等人那里，也没有突破经学的形式，他们并没有提出要改变经学是表达儒学的适当形式的观念，他们想改变的只是经学的内容，倡导一种对经学的新的解释方法，不再对训诂名物感兴趣，而强调经典内在的义理，这种以经破传的方式所昭示的儒学发展的另一路向，到了韩愈等人那里，却进一步发展为甚至可以从根本上丢开经学。[16](p.340)唐代重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成玄英融会佛教中观学的方法而对重玄之道、重玄之理作了精致的发挥，有些话语几乎可以放到佛教著作中去而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别，例如他曾多次使用非有非无（《老子》第十四章疏），非无非有（《庄子?齐物论》疏）的论证方法来破除心执，强调心境两空（《庄子?齐物论》疏）。

就道儒关系而言，隋唐道教基本沿着道教自创立以来吸收儒家伦理纲常的思路继续发展。佛教在与儒、道的关系中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通过依附魏晋玄学而因风易行，迅速传播。隋唐道教炼丹术也发展到了极盛，唐代被认为是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18](p.391)。进入 洪修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隋唐 儒释道 。

在隋唐道教的心性学中，无论是司马承祯、吴筠、王玄览，还是《常清静经》等新道经，都将心性的炼养作为得道的关键。这种对经学的态度是入宋以后疑经、非经与重义理思潮兴起的重要前提，开启宋代新儒家治经之途径[3](p.286)。

正使智犹身子，辩若满愿，穷才极虑，莫窥其畔。[6](p.195)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7]，而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6](p.196)。

总之，隋唐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在三教鼎立的三教关系新局面下展开的。本文原发《南京大学学报》。

[15]《肇论?涅槃无名论》中也说：夫群有虽众，然其量有涯。他在解释玄时曾说：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儒士虽然试图振兴儒学，但对什么是儒学往往缺乏确定的观念，故他们往往只是从某些侧面来强调儒学，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关心的是儒家的人本理念，而韩愈、李翱等人则坚信儒家应占据中华文化的中心与主流地位。例如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人性论调和起来并对道教丹法加以融摄[12](p.473)。

事实上，隋唐时期的中国化佛教各个宗派，都是在大量融合吸收了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才创立起来的。由于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更多的是关注其经邦治国的治术，而儒者所从事的也主要是对传统儒经的考正亡逸、研核异同上，因此，隋唐儒学的新发展更多的是表现在其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的恢复上，以及在思想义理方面对创新之路的探索。

从历史上看，老子的道论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角度对道作了论证，强调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的道的终极性与超验性，这曾给予外来的佛教以重要影响。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这种方法后来在宋代也成为儒家心性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这透露出了隋唐儒学向宋代理学过渡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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